她遇到不少这种情况，“这就使家长陷入两难，有些受害者是留守儿童、困难家庭，这笔钱对孩子生活会有所帮助，但拿了钱家长就要出具谅解书，但这种伤害没法谅解，孩子和家庭的尊严怎么办？家长因此又不情愿。如果法律明确精神损害赔偿，家长就不用迈这道坎。”

看法新闻记者注意到，范增玉的减刑理由为“在死刑，缓期二年执行期间没有故意犯罪”，与最高人民法院《关于适用<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>的解释》（节录）法释〔2012〕21号第四百四十八条相对应：

《外资“抢筹”A股市场 重点布局两大行业》回到公司后，摩拜单车的工作人员通过被损单车的车身编码查询到，这些单车平时投放在华阳附近，它们是怎么到了十多公里外的正兴街道呢？